鄭和與哥倫布航海之比較

黃文平 轉載自 | 2004-09-02 11:29 | 投票
標簽: 中國 海禁 鄭和 哥倫布 船隊 

自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社會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一個有組織的政府。政府的組織方式、組織結構以及組織效率直接影響到社會經濟的發展進程。西方著名學者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C. North)和羅伯特·托馬斯(Robert Thomas)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指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笨梢,在合理配置社會資源、促進經濟增長方面,政府扮演著一個無可替代的角色。 盡管在有關市場與政府的認識方面,經濟學家并沒有取得一致意見。但是,這并不妨礙人們對該問題所進行的理論與實踐層面的探索。迄今為止,理論和經驗已經證明,一個有限和有效率的政府,對社會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困難的是,政府干預的范圍和程度,并不存在一個人們都認可的共識。下面,通過對鄭和下西洋和哥倫布航海的比較,我們發現:政府干預只有建立在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礎上,才能夠更好地促進一個社會的發展。 一、東西方向的海上航向 明朝偉大航海家鄭和(1371-1435)在1405-1433年間七下西洋的故事,已為大多數中國人耳熟能詳;同樣地,意大利著名航海家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1492年發現美洲大陸的說法也已根深蒂固。然而,究竟誰是發現美洲大陸的第一人,目前并沒有沉埃落定。誰是第一的問題,盡管存在諸多不解之謎,但這并不影響我們的分析。本文關注的是,鄭和下西洋與哥倫布航海兩者之間,是否存在某些人們平時所忽視的東西? 在中國歷史上,如果說宋朝總體上屬于一個外向開放型的朝代,那么明朝則是一個內向封閉型的朝代。明朝開國皇帝太祖朱元璋為了鞏固新政權,實行安內平黨和海禁政策(包括嚴禁私商出泊),即關起門來鞏固政權。他去世前,看到兒輩互相爭權,便把權力交給了忠厚老實的惠帝,找了個借口,把最強干的朱棣遠遠發落;莸郛斦,一切都按太祖朱元璋的既定方針辦事。四年后,朱棣發難,取代了惠帝,登基當了成祖。明成祖朱棣一上臺就改變了朱元璋的平內和閉門鎖國的方針,轉而實行富國強兵和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其代表就是打開海禁,鼓勵私商,責令鄭和組織了龐大的下西洋活動。 打開海禁和鄭和航海大大刺激了當時的科學技術、經濟、國防和民族文化的發展。這么搞了二十多年,中國出現了漢唐以后又一次空前繁榮和對外稱雄的局面,即歷史上有名的永樂年,其文化事業發展的代表是《永樂大典》,國家綜合實力的代表是鄭和航海下西洋。 在公元1405至1433年這段短暫的時間,總兵太監鄭和所指揮的寶船船隊,七次英雄式的遠航,遍及了中國海與印度洋,從臺灣到波斯灣,并遠及中國人心目中的黃金國—非洲。雖然中國從阿拉伯商人那里得知歐洲的存在,但并不想去那里。歐洲這個“遠西”之地,所能提供的只有羊毛和酒,對他們來說,缺乏吸引力。在這三十年中,外國的貨品、藥物與地理知識,以空前的速度輸入中國;相對地,中國也在整個印度洋上伸展了政治空間和影響力。當時世界的一半已經在中國的掌握之中,加上一支無敵的海軍,如果中國想要的話,另外一半并不難成為中國的勢力范圍。在歐洲大冒險、大擴張時代來臨之前的一百年,中國有機會成為世界的殖民強權。 成祖朱棣以后,仁宗朱高熾和宣宗朱瞻基先后繼位。他們聽從了一班儒臣的建議,認為下西洋和開海禁有傷民族文化傳統和儒家風范。于是,他們重新搞起海禁和尊崇儒家,實行“罷寶船弊政”,迫使鄭和停止航海,限制私商和禁止私商出泊。鄭和死諫要求再次出海?丛诶铣嫉拿孀由,皇上準諫。這一次鄭和出海,完成了他最后一次下西洋的活動,從此留下了“三寶太監下西洋”的歷史佳談,而中國則開始了近五百年之久的閉門自守的漫長歲月。 在寶船最后一次航行后不久,中國皇帝下令嚴禁出海航行,并停止了所有遠洋帆船的建造與修繕工作。違反禁令的商人和水手都被處死。在一百年間,舉世無雙的海軍,走向自我毀滅的道路,反而使倭寇在中國沿海一帶肆虐。中國在對外大擴張時代之后,緊接著的是絕對閉關自守的時期。十五世紀初,中國這個世界科技的領導者,很快地離開了世界歷史的舞臺。就在同時,正在萌芽的國際貿易和剛開始的工業革命,把西方世界推向了現代。 1451年,克里斯托弗·哥倫布在意大利誕生。雖出身卑微,但哥倫布從小便立志要當一個航海家,作環球航行。19歲時,哥倫布隨兄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定居。當時葡萄牙正試圖繞過非洲去印度,但哥倫布認為不必繞過非洲,只要一直向西航行使可到達印度。然而從他1484年向葡萄牙國王提出這個建議開始,到1492年西班牙女王同意這一計劃付諸實施,哥倫布花了8年的時間。1492年8月,年已41歲的哥倫布終于獲得西班牙女王伊麗莎白的支持,帶領120人分乘三只小船離開西班牙,開始向西環球航行。 1492年10月12日,經過30多天的航行,他們終于登上了北美巴哈馬群島中的圣薩爾瓦多島。此后,哥倫布又先后三次航行到美洲沿岸,進行了實地考察。哥倫布成為西方第一個發現美洲新大陸的人。但他至死都把美洲誤認作印度,西印度群島的名稱就是由此而來。 二、政府干預的差異:航海成本的比較 在鄭和與哥倫布的航海事件中,各自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極為不同。鄭和下西洋,更多的是奉帝王之命,意在“宣德化而柔遠人”,從而達到“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的境界。鄭和下西洋的主要活動,無論軍事、貿易、外交等等,都是以此為中心而展開。明朝既不求海外殖民地,更不求通過貿易而獲利,不是不能,而是志不在此。從這個意義上說,鄭和的航海更多的只是一種儀式,一種符號象征罷了。 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西方,殖民者之航海探險受到了王室的極大支持。1492年西班牙國王同意哥倫布的航海探險請求時,不僅封他為貴族暨大西洋海軍元帥,更準他擔任未來所發現的島嶼和陸地的總督,而且這些頭銜都將世襲。此外,新發現土地上產品的10%歸他所有;他也能參與新土地上所有的商業活動,投資和利潤占總額的1/8。同樣,1519年麥哲倫航海探險計劃開始實施時,西班牙國王也答應從新發現的領土中,撥出1/20賞給麥哲倫,并允許他們參與未來的土地開發。 因此,遠航探險不僅可以帶來榮譽,更可以致富。這種赤裸裸的殖民和掠奪黃金財富的遠征,使歐洲航海探險從一開始就注重每一次新發現的信息發布與記錄,他們每發現一塊新的陸地,一座新的島嶼,就給予命名,并劃入本國的版圖。 毫無疑問,明朝統治者潛意識里并不存在“互通有無”、“開墾疆域”的宏大意識,思維深處積淀的以農為本的政策取向,不可能生發出近世歐洲的“重商主義”模式。而這種封閉自鎖、農業為本的自然經濟,根本不是以拓展貿易、攫取資源為重心的商品經濟對手。雖然鄭和的船隊,無論數量、質量、技術、噸位等裝備各方面都是當時世界一流,但它并沒有取得與世界一流相稱的回報,揚威宣德的結果,是對經濟利益的極端輕視,從某種意義上這也預示了明王朝的衰敗與沒落。 政府行為與私人行為之間,其中一個重要差別,就是預算約束的嚴厲程度不同,這在鄭和與哥倫布的對照中就已有鮮明的體現。鄭和的船隊,僅第一次航海就有2.7萬多人,大船62艘,加上中小船只共200余艘。鄭和的寶船更是龐大無比,長約132米,寬約54米,吃水深度8米。最大排水量約1.48萬噸,載重量約在7千噸左右。寶船有“九道桅”,“能張十二帆”,真是舳艫相繼,在“鯨波接天、浩浩天涯”的大洋上,“云帆高張、晝夜星馳,涉彼狂瀾,若履通衢”。而哥倫布的所謂船隊,不過3艘船,最大的船不過25米長,船員90多人。即使后來者麥哲倫1519年從西班牙西南起航的船隊,總共也僅5艘破舊的三桅船,噸位很小,船員共265人,根本沒法和鄭和的艦隊相提并論。 這樣類似的對比,中國人往往容易陶醉于民族自豪感,震撼于鄭和的壯舉和船隊的威武雄壯,但人們忽視了該行為的成本-收益分析。鄭和的船隊固然比哥倫布的大而且先進,但其付出的成本更高。哥倫布簡陋的船隊居然能夠發現“新大陸”,進而殖民、開發巨大資源,而富麗堂皇的鄭和船隊僅能握手示好,掙了個臉面而已。這當中的距離,豈是船隊大小可以比擬的! 造成如此差異的根源,是政府在航海中的角色定位不同。明成祖朱棣雖比太祖朱元璋開明,但其主導性思維仍沒超越小農經濟意識,而儒家規范又極大地泯滅了人的進攻性、冒險精神和成功欲望,使得鄭和的航海成了另類的明朝宣傳版。反觀哥倫布的航行,從他開始提出航海建議到獲得西班牙女王的支持和贊助,其間經過無數次爭辯、修改計劃,前后花了8年光陰,可見航海主張得到統治者支持之不易。西班牙統治者的贊助,是經過了風險收益分析的考量,而中國皇帝一聲令下,高興了就航海,不高興就閉關,絲毫沒有關注航海的經濟效應。 三、政府干預貿易的原則 如果說在鄭和下西洋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時代,貿易還不是那么必要的話,那么在當今電訊科技和互聯網普及的經濟全球化時代,貿易就是人類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F在,人們已很難想象沒有了貿易,尤其是對外貿易,生活會是一幅怎樣糟糕的圖景。 由于沒有哪一個國家擁有全部的資源,包括自然資源(如土地、礦藏、森林等)、人力資源(勞動力、知識、科技、教育、管理等)和資本資源(資本),所以進行貿易就十分必要,而非可有可無。表面上,貿易是物品或服務之間的交易,交易的結果往往表現為外匯的增加。但實質上,貿易是資源之間的交易。參與貿易的雙方,都是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通過專業化分工和貿易來獲取自身稀缺的資源,以達到增進國民的福利。單純的外匯只是一種貨幣“符號”,其背后站立的是各種各樣的資源。因此,惟有資源導向而不是外匯導向的貿易戰略,才是貿易戰略的核心。 貿易,通俗地講,就是交換或者說交易。按照不同的劃分標準,貿易可分為國內各地區之間的貿易和國與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物物交換的貿易和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貿易;有形的商品貿易和無形的知識產權等服務貿易;海上貿易、陸上貿易和空中貿易;強制的貿易和自愿的貿易;公正的貿易和不公正的貿易,等等。在具體貿易中,雖然貿易的利益在貿易雙方之間的配置未必都是公正的,但只要是自愿而非強制、誠實而非欺詐的貿易,貿易雙方就總能從貿易中獲得利益。換句話說,雙方的福利在貿易后都比貿易前有改善,即經濟學上所說的“帕累托改善”。 由于貿易對一個社會的福利影響甚巨,盡管貿易幾乎是或總是私人的事務,但政府通過貿易政策來干預貿易的行為已是不爭的事實。貿易保護主義和貿易自由主義,就是人所共知的兩種對立的貿易觀或貿易思潮。在影響貿易的因素中,一國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尤其是匯率、利率、貿易政策以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都對貿易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通過建立更有利于己的貿易政策體系,一國能夠在國家分工和貿易體系中占據更有利的位置,進而能夠攫取更大的貿易利益。 盡管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的干預對貿易有著重要的影響,但政府的干預并非什么條件下都是好的,也并不總是有效的!疤煜聸]有免費的午餐”,政府的干預也有成本。政府失靈,或者說政府失敗,是相對于市場失靈的另外一種失靈。在某種情況下,政府失靈比市場失靈會產生更可怕的后果。譬如,國人常常引以為榮的鄭和下西洋之事,如果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無疑是政府失靈的一個經典案例。 這里,我們無意比較鄭和和哥倫布誰更早到過“新大陸”,也不想探究兩者具體的航海歷程。我們追問的是,在對外貿易中,政府扮演一個什么角色才是合適的?貿易由政府推動還是由私人力量推動,哪一種更好?前面的分析,已為我們提供了答案。無論什么時代,貿易都是自利的個人或組織為獲取資源而采取的市場交換,因之,貿易的展開與自利的個體或組織有著天然的親和力。惟有在個體存在貿易欲望和貿易要求的情況下,作為公共產品提供者的政府,才存在創造或建立更適宜貿易的政策環境和貿易秩序的機會或可能。如果缺乏私人的貿易需求,政府的干預行為將會導致貿易效率的損失。 在市場經濟中,從長時段考察,任何貿易行為的展開必須符合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原則。當然,貿易的利益,不僅僅局限于經濟維度,政治、軍事、文化等利益也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我們必須牢牢把握的是,經濟利益是任何其他利益的基礎和先導。鄭和下西洋給后人留下了無與倫比的龐大敘事,但他們子孫的卻必須努力學習哥倫布們的語言和技術。比較鄭和與哥倫布的案例,我們不難體會:當政府的行為具有國家利益眼光,符合“干預的邊際利益大于干預的邊際成本”的經濟學原則之時,貿易給人們帶來的才是源源不斷的財富,這樣的貿易也才是人們所希冀的理想交易。 進一步延伸,在政府行為與私人行為之間,并不總是如人們想象的那樣壁壘森嚴、界限明確。雖然政府有政府的行為邏輯,個人有個人的行為邏輯,但成本-收益分析對兩者來說都同樣必不可少。在資源稀缺的真實世界里,一個好的政府治理之道,不僅需要法治和民主來監督和制衡政府行為,同時也需要將政府行為納入成本-收益的框架。以史為鑒,在當前的轉軌時期,政府干預過度和政府干預不足對轉型經濟來說都是一個悲!倘若鄭和泉下有知,內心亦有戚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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